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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当时世界上排第几
唐帝国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有自己的崛起时代，兴盛时代和衰落时代，所以没法一概而论。
我就拣选唐帝国从崛起到攻灭突厥帝国的时期说一下吧
唐六典卷十六记载，“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细鳞甲、四曰文山甲、五曰乌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绢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锁子甲、十有三曰马甲。今明光、光要、细鳞。山文、乌鎚、锁子皆铁甲也。”
唐军的盔甲中最主要的是金属札甲，部分在胸前、背后有大型或小型的圆形或椭圆形铜质或铁质甲板，从当时的世界标准来看，则是标准的重型铠甲。
唐初期这些加装甲板的扎甲，还没有像唐中期时代完全形成自己的风格，士兵腹部也如胸前一样加装圆型护具，但比起南北朝时期和隋朝，还是有所改进。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编缀金属扎甲甲片的甲裙要更大，为骑手大腿部分提供更好的保护。在唐代盔甲的资料中，胸前拥有较大护心镜的造型往往出于雕塑，而胸前护心镜较小，但扎甲甲片重叠交替并覆盖全身的盔甲，往往来自壁画。现代认为后者的实际作战装备数量在唐军中更高些。
很多唐军的重装士兵，也披挂没有护心镜的金属扎甲。唐朝7世纪左右，是金属札甲发展的一个高峰，宽阔交叠的金属甲片覆盖全身，提供了完备而良好的防护，同时期突厥人或中亚草原民族也开始流行这一样式。唐军扎甲有巨大的软甲护颈，护颈被称作顿项，大得足以把前面的喉咙完全包裹，护住了嘴至锁骨的完全部分。但唐军中似乎锁子甲的成分并不高，不像拜占庭或萨珊的精英骑兵那样给予颈部硬甲（诸如锁甲）的保护。
当然，波斯萨珊帝国在护颈的保护上更极致，部分军事精英人员还加装了铁面具保护脸部。但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制度问题，萨珊帝国的贵族武士与平民士兵的装备差距极大，平民士兵往往无甲或披轻甲，完善的护颈防护和铁面具仅是极少数高级军事人员甚至将领的装备。而唐军宽大的护颈则应用于普通卫士（当然是装备良好的），最著名的是在壁画记录上出现，比如在唐初公元643年“长乐公主墓仪卫图”上。
唐代重扎甲除了胸腿重点防护外，作为头盔的兜鍪、护颈的巨大护项，作为肩甲的披膊、保护前臂的护臂，都非常齐全。这样的盔甲在和同时代欧洲、西亚、中亚相比也算是拥有相当强的防护力。同时代西方法兰克骑兵一般也是一层重型的鳞甲或锁子甲。就连以防护见长的普通拜占庭重骑兵（也就是突骑兵），基本上也就是一层重型扎甲或锁甲。当然，比起穿着锁甲内衬，外部加挂重型扎甲或鳞甲，拥有两层防护的拜占庭帝国具装重骑兵或是波斯萨珊王朝具装重骑兵，唐军的盔甲略逊，但也不失为拥有良好、全面的防护。
从7世纪的重骑兵长柄兵器上来说，无论是在西方的法兰克王国、或是横跨亚非欧的拜占庭帝国，或是再向东方的波斯萨珊帝国，都是使用骑枪或马矛。唐帝国也一样，唐六典记载：“枪之制有四：一曰漆枪，二曰木枪，三曰白干枪，四曰朴头枪。《释名》曰：“矛，冒也，刃下冒矜也。长八尺曰‘槊’，马上所执。盖今之漆枪短，骑兵用之。”对于骑兵所用短兵器，法兰克、拜占庭与萨珊则多数采用长剑，而唐骑兵多使用刀。对于骑兵远程武器，唐与当时的拜占庭骑兵更类似，注重“双重骑兵”，意味着即使是重装骑兵，也经常会装备弓箭进行作战，“今长弓以桑柘，步兵用之；角弓以筋角，骑兵用之。”
唐前期快速重骑兵最辉煌的战例当属公元630年李靖灭厥之战。此战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主帅李靖使用骑兵的果决，以及其他各将领之间周密默契的配合，让所有的力量都能集中打击敌方最要害的部分。当李靖的先锋军的3000名精锐骑兵，冒着严寒的突然袭击得手之后，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李勣部也同时击溃了厥。在厥企图撤至漠北休整集结时，唐军继续不停歇地追击。李靖与李勣合兵，再次在阴山击破突厥军。之后，唐军先锋苏定方率200名骑兵，又趁大雾偷袭了突厥可汗的指挥所。紧接着，李勣又赶到碛口堵住突厥可汗撤向沙漠的道路。随后，李道宗、张宝相继续发动追击，最终俘虏突厥可汗。唐帝国的快速重骑兵在李靖的总指挥和各位名将的周密配合下，“一战定乾坤”，通过凶猛地攻击，坚韧不拔地连续追击，一举让那个曾经在隋朝、唐帝国初期一直对中原地区构成重大军事威胁的厥汗国，宣布灭亡。
另外，唐军重骑兵在必要的条件下，也会进行下马作战。最典型的战例就是公元641年唐军与薛延陀的战斗。此次作战，薛延陀先是撤退，然后在诺真水列阵。他们的弓骑兵们纷纷下马，每五人中有四人用来作战，而最后一人管理马匹，以便密集列阵，发挥倍数的射击火力。唐军的突厥仆从军首先赶到，结果被密集的箭雨火力所阻滞，继而败退，结果遭到薛延陀军的追击。这时唐军的主力骑兵赶到，薛延陀的步行弓骑兵依然万箭齐发，唐军骑兵的战马纷纷被射死。这时唐军主将李勣果断让骑兵们下马，转换成长枪方阵，手持长槊向前猛冲。薛延陀在唐军步行枪骑兵的猛烈冲击下溃散。这时候，副行军总管名将薛万彻率领数千骑兵迂回敌后发动突袭，将薛延陀军后阵管理马匹的兵士全部俘虏。失去坐骑的薛延陀骑兵只能步行逃亡，在唐军骑兵潮水般的追杀面前完全崩溃。
无论重骑兵是否披挂马铠作战，无论是短途冲锋，或是长途奔袭，或不停歇追击，为使这些以长骑矛冲击为主的重骑兵发挥他们的威力，骑手胯下的坐骑质量与数量非常重要。唐帝国是继汉帝国以后第二个非常重视“马政”的中原王朝。从李渊时始，唐帝国的统治者就认识到骑兵的重要性，他便把从突厥获得的2000匹战马以及从赤岸则（今陕西大荔西南、渭河北岸）获得的3000匹隋马，移至陇右，开始了马政建设。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在此基础上更是大兴马政。他挑选贤能，破格重用精通养马的刘武周降将张万岁，让其担任太仆少卿之职，专掌监牧养马24年之久。至唐高宗时代的664年左右，监牧马匹增至706000匹，这个数量创造了历史上中原中原王朝养马数量之最，甚至都超过了汉武帝时代的军马数量40万匹，这还不算军镇、驿站、闲厩的马匹。
这些成果，充分保证了唐军骑兵的马匹供应。大量的马匹不仅保证了骑兵的供应，而且使得大量唐军步兵也能骑乘军马，提高了机动性，与唐军骑兵一起组成远征军长途奔袭，使得唐帝国的“长臂”威力在多次对西域的征服中有所体现。
在唐帝国，马的地位是空前的。值得注意的是，马的数量与质量几乎与帝国的兴衰同步。
唐太宗至唐高宗统治中期，唐帝国的疆域在不断扩展。在630年李靖灭厥汗国之后，639年，侯君集征服了高昌国，645年，唐军又灭薛延陀，647年，攻破龟兹，657年，苏定方率大军灭亡曾经强盛一时的西突厥汗国。668年，名将李勣与薛仁贵又灭亡了曾经给隋朝造成重大军事损失的高句丽。这个阶段除了在青海与吐蕃发生拉锯战外，唐帝国几乎战无不胜。
然而在唐高宗统治后期，即武氏逐步掌权的时期。公元664年，马匹专家张万岁被免职之后，唐帝国的马匹储备由于“潜耗太半，所存太寡”。武则天即位至唐玄宗开元初年，牧马仅存“二十四万匹”，可谓马政中衰。加之武则天女皇执政期间，国内因政争之倾轧，军事力量在这个时代受到了削弱。契丹在北方反叛，而突厥人默啜通过打击契丹势力得以兴起。之后，默啜的后突厥势力逐步脱离唐帝国的控制，连续侵袭与劫掠唐帝国的国境，并经常击败唐帝国。
到了唐玄宗统治前期，虽然府兵制度没有恢复，但整顿马政又一次提到日程上来。唐玄宗选拔“奉公正直，不避权贵”的王毛仲担任检校内外闲厩并知监牧使，以精通养马的张景顺（张万岁的孙子）为副职，专职马政，其下又置“明闲牧马者”，担任基层监牧官吏，从而迅速恢复并提高了马政机构的效能。然后他又重新启用张万岁的旧令，恢复了原来行之有效的养马法规，马政又出现了复兴局面。至公元725年，监牧马匹又恢复了到了430000匹，较为满足了唐军的需求。
唐玄宗时代，唐帝国的统治者对马政最大的贡献就是大量成功引进中亚地区的优秀马种，“即杂胡马，马乃益壮”，从而极大地提升了马匹的质量。如果按当时来考证，引进杂交的应该是古哈萨克马（大宛马属于古哈萨克马）。这些马种，放到同时代欧洲或西亚也是优良的马种。《唐会要》一书对这种情况也作了详细的描述，“康国马，康居国也，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也就是说，汉武帝时代非常重视的西域良马资源，在唐帝国成为官方的标准马种。此外，唐帝国还从各周边羁縻府地区引入大量突厥、契丹、奚族的良马。因此，唐帝国成为当时较为成功地引入当时世界上顶级马源，并大范围饲养的养马业强国。
唐帝国的军事实力也同样在这个阶段得以恢复。将领郭虔瓘在北庭都护府附近击败之前威胁唐帝国的后突厥默啜，玄宗也随即派遣大军征讨。默啜可汗势力削弱后，本人于716年被铁勒部人杀死。至公元744年，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再次击败后突厥，后突厥首领白眉可汗被杀死，后突厥随即灭亡。
在对吐蕃王国国的战场上，公元714年10月，唐玄宗也亲率大军征讨，“诸色蕃兵二万人，京兆府兵一万人，飞骑二万人，万骑五万一千人，其马四万匹。”这里的“飞骑”与“万骑”则是唐玄宗时代的禁军，其中有大量的禁军骑兵。唐前中期，禁军骑兵除了卫戍首都安全外，也经常参与对外战争，因此仍保持着较高的战斗力。大规模反击中，玄宗麾下薛仁贵之子薛讷率领唐军，于武街对吐蕃入侵取得了重大胜利。之后，虽然拉锯战依旧，但优势越来越向唐军的方向倾斜。自公元749年开始，唐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不断取得胜利，唐帝国势力向西推进到青海湖至黄河河曲以西一线。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与封常青则不停击败吐蕃及吐蕃在安西与北庭附近的盟国。
唐帝国中叶的唐军较初期装备更好、盔甲更重，虽然军马总量少于太宗时代，但数量仍非常庞大，且质量更高。步兵较之前期也装备更佳，甚至有集群使用巨型长刀“陌刀军”这样的突击型重装步兵出现。他们由著名的“陌刀将”李嗣业等人指挥，也在西域战场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诸如在阿富汗地区，唐军攻克吐蕃控制的险要地形“连云堡”的胜利。
但这个时代的唐军从征战方略上看，已经没有了唐太宗时代的从容和凝聚力，少有各个高级将领密切协同配合，从而集中力量取得一个战场的完全胜利。往往是各节度使各自为战，依靠唐军的军事装备优势或兵员军事素质优势获胜。在本土兵员不足的情况下，唐帝国也开始以唐军为核心，依靠大量仆从附属国的少数民族辅助。
这个状态是由于多方面原因所决定的。从制度上说，唐前期的基础府兵制已经由于土地兼并，使得“均田制”于高宗统治后期崩坏，导致府兵的装备、训练水平、社会地位都在下降。唐帝国逐步在玄宗时代，变为募兵制度“彍骑”，且废弛得更加迅速，“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原来招募的彍骑士兵，由于待遇太差而日益流散。于是在公元755年，玄宗大量招募首都的闲散人员加入，他们根本不受军事约束，也很少参加军事训练，直接导致了唐中央军作战素质的直线下滑。这也是在安史之乱中，唐中央军会被少得多的叛军在正面战场上轻易击败的直接原因。
因此，在这个时期里，藩镇的“节度使”成为唐军在中期对外作战的核心力量。由于长期征战，节度使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不仅掌握着最富作战经验的唐军本土，而且各边境少数民族往往也接受他们的调遣与指挥。从管理结构上说，唐玄宗本人并非出类拔萃的统军帝王，本人的军事威望自然无法与唐太宗李世民相比。中央军素质的衰落也让他只能依靠权术制衡来控制各节度使。因此，这些节度使在对外征战时很难得到其他节度使的积极配合，也没有整体调配。
因此这个时期唐军对外战争依然时常取得胜利，但在面对强敌时，由于力量分散，就会受到挫折。诸如公元750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领着安西都护府的唐军部队，在兵力、后勤等条件并不充足的条件下，翻越帕米尔高原，征服了亲吐蕃的小勃律国与车师国。在征服小勃律国时，甚至吐蕃援军没有来得及支援，唐军就取得了胜利。高仙芝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被西方史学家称为“高原山地作战之王”。之后，高仙芝又征服了西域的石国。石国王子向阿拉伯帝国求援。公元751年，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在怛罗斯击败了高仙芝的远征军。本书的第十一章介绍过阿巴斯王朝最核心与精锐的就是东部的呼罗珊。高仙芝的安西军总兵力根据史料，仅24000人，军马2700匹。与诸如动辄60000-70000人的兵力，军马15000-20000匹的河西军、朔方军比，安西军的人员与装备都少得多，且安西军不可能倾巢而出。因此，高仙芝冒险的远征就必须得到大量西域仆从军的支援，而仆从军葛罗禄军的突然背叛也是此次作战失败的最重要原因。这同时也说明，唐帝国在西域的扩张也已经达到了极限。
